【原文】

樵者谓渔者曰：“国家之兴亡，与夫才之邪正，则固得闻命矣。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？”

渔者曰：“择臣者，君也；择君者，臣也。贤愚各从其类①而为。奈何有尧、舜之君②，必有尧、舜之臣；有桀、纣之君③，而必有桀、纣之臣。尧、舜之臣生乎桀、纣之世，犹桀、纣之臣生于尧、舜之世，必非其所用也。虽欲为祸为福，其能行乎？夫上之所好，下必好之④。其若影响，岂待驱率而然耶？

上好义，则下必好义，而不义者远矣；上好利，下必好利，而不利者远矣。好利者众，则天下日削⑤矣；好义者众，则天下日盛矣。日盛则昌⑥，日削则亡。盛之与削，昌之与亡，岂其远乎？在上之所好耳。夫治世何尝无小人，乱世何尝无君子，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。”

樵者曰：“善人常寡，而不善人常众；治世常少，乱世常多。何以知其然耶？”

曰：“观之于物，何物不然？譬诸五谷⑦，耘⑧之而不苗者有矣。蓬莠⑨不耘而犹生，耘之而求其尽也，亦未如之何矣！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，有自来矣。君子见善则喜之⑩，见不善则远之；小人见善则疾之⑪，见不善则喜之。

“善恶各从其类也。君子见善则就之，见不善则违之；小人见善则违之，见不善则就之。君子见义则迁，见利则止；小人见义则止，见利则迁。迁义⑫则利人，迁利⑬则害人。利人与害人，相去一何远耶？家与国一也，其兴也，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；其亡也，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。君子多而去之者，小人也；小人多而去之者，君子也。君子好生，小人好杀。好生则世治，好杀则世乱。君子好义，小人好利。治世则好义，乱世则好利。其理一也。”

钓者谈已，樵者曰：“吾闻古有伏羲⑭，今日如睹其面焉。”拜而谢之，及旦而去。

【注释】

①贤愚各从其类：贤者与愚者各自归于相同类型的人。

②尧、舜之君：指贤明的君主，如尧、舜。

③桀、纣之君：指暴虐的君主，如夏桀、商纣王。

④上之所好，下必好之：意指君主的爱好会影响臣民的风气。

⑤削：衰败、削弱。

⑥昌：兴盛。

⑦五谷：指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五种农作物。

⑧耘：除草培土。

⑨蓬莠：野草，泛指无用之物。

⑩君子见善则喜之：君子看到善行会喜爱。

⑪小人见善则疾之：小人见善行则嫉妒排斥。

⑫迁义：追随道义。

⑬迁利：追逐私利。

⑭伏羲：上古圣王，传说为八卦创始者，被尊为文明启蒙者。

【翻译】

樵夫对渔夫说道：“关于国家的兴亡，以及才能的正邪，我已经听你讲解得很清楚了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呢？”

渔夫回答：“选臣的是君主，而选君主的则是臣民。贤者与愚者，各自都会追随同类而有所行动。因此，尧、舜这样的明君，必然会有尧、舜一样的贤臣；而桀、纣这样的昏君，也必然会有桀、纣一样的奸臣。若尧、舜的臣子出生在桀、纣的时代，桀、纣的臣子出生在尧、舜的时代，必定不会被君主所任用。即使他们想要制造灾祸或者赐福，又怎么能够实行呢？君主所喜好的，臣子必定也喜好。这就像影子随着形体、回声随着声音一样，难道还需要驱赶或者率领才会这样吗？

“君主崇尚道义，那么臣子必定也崇尚道义，不道义的人就会远离；君主崇尚利益，臣子必定也崇尚利益，而不追逐利益的人就会远离。追逐利益的人众多，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一天天削弱；崇尚道义的人众多，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。国家一天天兴盛就会繁荣昌盛，一天天削弱就会走向灭亡。兴盛与削弱，昌盛与灭亡，难道相差很远吗？关键在于君主所喜好的东西。在太平盛世并非没有小人，在乱世时期并非没有君子，如果没人任用君子和小人，善恶又怎么能体现呢？”

樵夫接着问：“为什么善人总是很少，而不善之人总是很多呢？为什么治世常少，而乱世常多呢？怎么才能知道当中的原因呢？”

渔夫解释道：“看看自然界的现象，什么东西不是如此呢？就像五谷，即使精心除草，也未必每粒种子都能发芽。但像蓬蒿、杂草，即使不加管理也能生长，想要完全铲除，也实在无能为力。因此可知，君子与小人的存在，是自然之理。君子见到善行会心生喜悦，见到恶行则避而远之；小人则相反，见到善行会心生憎恶，见到恶行反而心中高兴。

“善恶各自吸引着同类。君子见善就会靠近，见不善则退让；小人则见善会退缩，见不善就趋附。君子追求正义能造福他人，而小人追逐利益会损害他人。造福他人与损害他人，两者差别多么大啊！无论是家族还是国家，治理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家国兴盛之时，君子常多而小人少；家国衰败之时，小人多而君子少。能让君子离去的，是小人；能让小人离去的，则是君子。君子珍视生命，小人喜好杀戮。珍视生命，社会就会安定太平；喜好杀戮，社会就会动荡混乱。君子崇尚道义，小人贪图利益。在太平盛世，人们崇尚道义；在动荡乱世，人们贪图利益。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
渔夫谈完之后，樵夫感慨地说：“我听闻古代有伏羲这样的圣贤，今日听您所言，仿佛亲眼见到了他一样。”于是樵夫便恭敬地拜谢渔夫，等到天亮便离开了。

【解读】

这段对话从治理国家的核心问题出发，渔夫透过对君主与臣民关系的分析，深刻揭示了国家兴亡、善恶兴替的根本原因，以及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动态平衡。他以自然现象为喻，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，提供了深刻的哲理思考。

渔夫首先回答了为何不能简单地选贤任能的问题。他指出，国家的兴亡与善恶的兴替，取决于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相互选择。贤者聚贤，愚者聚愚，这是因为人性倾向于接纳与自己相似的同类。尧、舜时代的贤君能吸引贤臣，而桀、纣这样的昏君则会被奸臣围绕。即使贤臣或奸臣生错了时代，也无法施展才华或实现抱负。渔夫以此说明，治理国家不仅依赖个人能力，更与整体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性密切相关。

接着，渔夫指出，君主的好恶决定了社会风气的导向。他用“影随形”来比喻君主与臣民的关系，强调在位者的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道德风貌。如果统治者崇尚道义，社会便会趋向正义；如果统治者崇尚利益，社会便会充满争夺与混乱。这种选择的结果最终决定了国家的盛衰，而盛衰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，全凭君主的一念之间。渔夫的这一观点强调了“以德治国”的重要性，提醒统治者，社会的长久繁荣源于道义的弘扬，而非利益的短视追逐。

当樵夫追问为何善人常少而不善之人常多时，渔夫通过自然界的现象给出了形象的解释。他用五谷与杂草的生长对比，说明善恶如同自然中的良种与蓬蒿，良种需要精心培育，杂草却能自生自长，甚至难以铲除。这一比喻不仅道出善恶之间的数量差异，更反映了培育善行与德行的重要性。社会中，善需要培养，小人却在疏于管理时自然滋生，这是一种深刻的自然规律。

渔夫进一步分析了君子与小人的行为模式，指出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义与利的态度。君子以义为先，推己及人，乐于助人而避害；小人以利为先，自私自利，损人以自益。二者的行为结果截然不同：君子的正义行为能促进社会和谐，而小人的逐利行为则容易破坏社会秩序。这种分析不仅揭示了善恶行为的内在逻辑，也为如何选择与管理人提供了指引。

在谈及国家和家庭的治理时，渔夫进一步指出，家国的兴衰取决于君子和小人的比例与作用。兴盛时期，君子占主导，国家安定；衰败时期，小人占上风，社会混乱。君子以道义治理，小人则以争夺扰乱。渔夫通过这一对比，提醒人们善恶之争从未停歇，社会的繁荣与安定依赖于对君子的支持与对小人的制约。这种观念适用于国家治理，也适用于家庭管理，提醒人们重视德行与义理的建设。

这段对话对现代社会有重要的启发。首先，它强调了领导者的道德取向对社会风气的深远影响。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国家，管理者的价值观都会成为行为的榜样，决定整体的方向。其次，渔夫的回答提醒我们，善的培育需要有意识地努力，而恶的滋生却往往因疏于管理而自发产生。这要求我们在社会建设中，不仅要惩治恶行，更要通过教育和制度培养正义和德行。最后，渔夫对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对比揭示了现代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源——过度追逐短期利益会破坏长久的稳定与繁荣，唯有重拾道义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长治久安。